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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国为民的伟大功绩

时间:2019-10-28 [ ] 浏览次数: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王亚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始,至今已过去70周年。70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社会“千疮百孔”、人民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无着、“民不聊生”的基础上,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和暴风骤雨,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创造和制造,从而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佳绩。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从2011年超过日本起,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中国外汇储备也连续多年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已脱贫7.4亿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小康社会将在2020年胜利建成。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与东方智慧书写了一个个奇迹。事实证明,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中国传统智慧的启迪下,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必将谱写人类进步的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

  为加深对习近平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我想从个人经历和历史见证,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人们常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开创工作的一些主要亮点作以回顾,以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证明“打天下不易,建设天下更不易”和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道理。实际上三年经济恢复工作就是为尔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基础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的长征的起点。这项工作是必须要做而又必须要做好的工作。是一项开天辟地新的伟大工程。

  一是彻底扫除国民党残余力量,解放中国全部领土。

  新中国成立之时,国民党军队尚有100万人盘踞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负隅顽抗。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方面需要将人民解放事业进行到底,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另一方面则必须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大规模剿匪镇反运动,以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因此,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的任务,遵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彻底扫除国民党残余力量。1949年10月2日解放广东,1949年12月14日解放广西,1949年12月8日解放重庆、云南,1949年12月27日解放成都,1950年3月解放新疆,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

  截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人,收编改造170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从1946年7月到1951年5月23日,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总数达807万人,实现了除台湾外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

  二是把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作为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4条规定:“凡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托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因此,新中国地方政权建设主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解放初期,在摧毁原政权机构的基础上先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临时性的过度政府。第二步,在社会秩序稳定的情况下,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选举建立地方人民政府。到1952年底,全国所有的省、市、县、区、乡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新中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是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为日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

  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分别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民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以及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等。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构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三是剿匪镇反,巩固人民政权。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渡过长江,风卷残云般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军事力量时,眼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一边匆忙部署撤逃台湾,一边在大陆潜留大批特务。这批潜伏下来的反动骨干分子,勾结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网罗反动军官,旧官僚,纠集国民党军队的残兵游勇聚啸山林,占山为王。新中国成立伊始,这种新形式的土匪与悍匪相互勾结,为非作歹,形成了一股猖獗的反动恶势力,他们残杀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破坏交通,抢劫公路运输车辆和江船,放火投毒,给生产恢复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危害。为巩固人民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党全军发出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指出:“不剿灭土匪,各地人民革命政权就无法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劳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将根本无法进行。”

  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先后抽调39个军,140多个师、150余万人的兵力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各剿匪部队在当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和民兵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下,贯彻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方针,经过1950-1953年的剿匪斗争,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歼灭匪特260余万人的胜利。

  再是,为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特别是为抗美援朝战争扫清隐患,党中央还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从1950年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基本肃清了残留大陆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反革命复辟阴谋,安定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四是在广大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最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从1950年冬季起,一场具有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分期分批的开始了,到1952年底止,除西藏等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解放的地区外,都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摧毁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剥削制度,使占农业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民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利益,连同老解放区在内,约有三亿农民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为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及整个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五是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保障人民正常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出现过4次全国规模的物价上涨风潮。以金融中心上海为例,批发物价指数以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月为100,到1950年2月则猛增涨到2097.9,上涨了近20倍,这就严重影响到人民的正常生活、生产及社会稳定。当时社会上就有人造谣,说什么“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零分”,造成人心浮动和工商界紧张情绪。面对复杂形势,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和老解放区农民支持,采取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成功地组织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沉重地打击了投机商人的嚣张气焰,平抑了市场物价。与此同时,北京、天津、广州、武汉、西安等大城市的党和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也相继开展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物价的稳定既保障了人民正常的生活,严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丑恶罪行,不法资本家从此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站稳了脚跟。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是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自抗战以来连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毛泽东主席评价这个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强的,在经济上也是有办法的。

  六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几个月,正当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中国近邻朝鲜爆发内战,美国政府悍然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同时派遣其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从仁川登陆后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威胁远东和世界和平。针对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决策,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志愿军入朝后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胜利,把侵略者从中朝边境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五次战役后,敌我双方形成了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对峙作战,迫使美帝国主义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同中朝方面谈判。经过双方政治上军事上的反复较量,并经过153次在谈判桌上的斗争,美帝国主义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中朝人民军队经过131次战役战斗,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开支军费800亿美元,消耗各种物资7300万吨,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耗费。有3.6万多名美军士兵丧生,10万多人受伤,连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军队共伤亡109万人。被我军击毁击伤和缴获敌机12213架,坦克2690辆,击沉击伤敌舰艇257艘。

  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为夺取战争胜利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2亿元人民币。在战争中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36万余人,其中牺牲18.3万名烈士,包括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涌现出杨根思、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等30多万战斗英雄战斗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国赢得了几十年和平建设的环境,使中国人民得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

  回忆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到处出现母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入伍的感人事迹。成千上万的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民工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勤工作,医务工作者组织了大批医疗队为中朝军队服务。在豫剧演员常香玉捐献“香玉号”战斗机的行动鼓舞下,全国人民掀起捐献飞机和大炮等武器支援前线的热潮。

  除此,全国人民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活动,并且努力生产,进行巨大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以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前线,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

  七是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

  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政策下,得到较大发展。到1951年,其工业生产总值比1950年增加39%,商业零售额增加36.6%。使得在国民党统治下奄奄待毙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喘过气来,而且获得了20余年来从未有过的高额利润(10%-30%)。但其消极方面也进一步暴露出来。他们违背《共同纲领》,反对国营经济的领导和中国人民政府的限制政策,趁市场供应紧张之际抬高物价,不愿接受增加订货,甚至对已签的合同也不执行。不法资本家还腐蚀和贿赂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和盗窃国家情报等五毒活动,给抗美援朝战争和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内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出现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

  1951年12月,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的基础上,党中央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开始了“三反”运动,鉴于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严重情况,1952年1月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开始了向不法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夏胜利结束。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摸清了私人工商业的情况,加强了工人、店员对生产和经营的监督及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为后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基础。并在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特别是对党政干部敲响了要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警钟。

  八是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树立社会新风尚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环境极其复杂,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庞大机器遗留下来的大量残余反革命分子外,还存在许多丑恶现象,赌场妓院林立,鸦片烟毒流行,它们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一道为害作祟,毒害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紧密配合波澜壮阔的清匪反霸、镇压残余敌特运动,全国开展了一场有计划分步骤地荡涤污浊、移风易俗的伟大斗争。

  ①禁毒运动。

  ②消灭娼妓。

  ③移风易俗树立社会新风尚。

  九是建立新的文化教育体系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有文教事业已远远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旧有文教事业的主要缺陷是文盲重多,基础教育落后,现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大都为帝国主义控制。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共中央就着手对旧有文教事业进行彻底改造。

  1、改造旧的文化教育事业。

  旧中国的文化事业非常落后,80%以上的人是文盲,农村中的文盲比重更大,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中等以上的学生中工农子女极少。据国民政府教育部门统计,1947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15万人,1946年中等学校在校学生共179.8万人,小学在校生共2285.8万人。按当时全国4.7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万人中仅有高等学校学生3人,中等学校学生38人,小学生486人。

  中等和高等教育大多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接受外国教会津贴。不仅如此,旧中国的文教事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为少数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服务的,是附属和服从于国民党统治政权的。

  旧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这种状况,显然无法适应和满足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造势在必行。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这是改革教育的基本依据。

  根据《共同纲领》规定,政务院于1951年10月1日,命令颁布实行《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规定了切合中国实际的新学制,确立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教育在各类学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并逐步地建立健全了从初中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新的人民教育制度。

  1951年底,党和政府又对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作了调整,改变了旧中国在学校设置、分布和系科分工上的无政府状态,以及脱离实际的现象,使高等教育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都是在这个时期创办的,并对改进北京师范大学、各地师范学校提出了计划,改革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师职及出版教育刊物等逐步展开。

  2、开展扫盲教育,提高人民文化知识水平。

  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没有或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全国人民中文盲比例很高。根据《共同纲领》“要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的要求,1949年底的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争取在1951年开始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1951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明确提出: “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12月政务院批准并转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提出了农村识字学习的内容形式等。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在《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委员会。据统计,1952年全国工农业余学校中,参加学习的工人230余万人,参加学习的农民2700余万人。1951年至1952年度,在农村开展的冬学运动中,入学农民4800余万人。1952年速成识字法推广试验,参加学习人数700余万人。

  3、号召海外学子返回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1949年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与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共15个单位组成了“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联系和接待由世界各国回国的留学生、学者,大力争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12月2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广播,号召在国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伟大的建设工作。周恩来在广播中代表党和人民政府郑重地邀请在世界各国的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

  祖国母亲的呼唤,深深地打动了海外学子的爱国之心,他们奔走相告,携手返国。从1949年8月钱保功等一批留学生回祖国开始,海外科学人才大批归来。先后有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国际知名的航空火箭专家钱学森等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和阻挠先后回到祖国。回国后,华罗庚被委任为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四光被委任为地质部部长,由他指导的全国石油勘探,发现了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这就彻底否定了中国是“贫油国”的论断,从此结束了中国人民用洋油的历史。钱学森回国后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研究规划”,参与了近程、中远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中国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等,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

  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2500多名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和优秀留学人员,经历重重阻碍,放弃了在海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定居工作。他们为中国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的人民政权,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工人农民与不法资本家展开了斗争,取得了胜利,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剿匪运动,保证社会稳定;禁止黄赌毒,颁布新的婚姻法,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对文教领域进行改革,新的文化教育体系得以建立。到1952年年底,国民经济得到了初步恢复,粮食、棉花、糖料、黄红麻、烤烟等产量超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方面除重点恢复和改进原有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化工等企业外,还新建了一批极需要的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重型机械厂、棉纺厂、亚麻厂等,到1952年年底,钢产量达134.9万吨,是1949年15.8万吨的7.54倍,工业总产值超过旧中国最高水平23%;交通运输业,铁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2.18万公里增加到2.29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8.07万公里猛增至12.67万公里,航运里程由1949年的7.36万公里,增加到了9.5万公里。国家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5.28亿元上升到176亿元,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并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今年是新中国70周年,70年砥砺前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中国人民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阔步前行,伟大的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信念和定力,吸取经验和智慧,推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永远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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